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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玛文化论坛丨国家采仙缘宝纂集公民数据:从社会控制到公共服务_拓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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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玛文化论坛丨国家采仙缘宝纂集公民数据:从社会控制到公共服务

魏玛文化论坛丨国家采仙缘宝纂集公民数据:从社会控制到公共服务2019魏玛文化论坛(Kultursymposium Weimar 2019)的场地之一,图片由主办方歌德学院提供
近年来,谷歌、脸书平台资本主义对个人数据的采集与滥用已经成为西方学界的热门议题,但与此同时发生的,是国家对数据的采集。2019年6月,歌德学院在德国魏玛主办的持续三天的“2019魏玛文化论坛”(Kultursymposium Weimar 2019),本届论坛的主题围绕着技术展开讨论人类社会未来的方向,保守政治的回潮、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给人们带来的新机遇和挑战。在这场知识盛宴中,数据和监控问题无疑是重要的关注点。
中国的“社会信用系统”
近年来,西方媒体报道中国时最大的兴趣点之一是中国的社会信用系统,在那些报道中,这个社会信用系统是“黑镜”式的敌托邦,让14亿人生活在算法所统治的社会之中,人们是否能进入大学、是否有资格贷款买房似乎都由其信用值来决定。莱顿大学中国研究博士后 Rogier Creemers 是第一个在英文学界研究中国“社会信用系统”并发表了研究成果的学者。他试图破除西方媒体对这个“社会信用系统”的妖魔化想象,尝试进入其背后的复杂逻辑和历史脉络,帮助人们真正认识这个系统。
Creemers首先在意识形态层面展开这个信用系统的合法性依托。他认为,在两千年来,中国的政治系统的最基本逻辑是——一个完美的理想社会是可以实现的,只要践行特定政治教义。中国在帝国时代的大部分时间,这个政治教义都是在道德层面运作的。Creemers 指出儒家的道德体系之中“和谐”的核心位置,长幼尊卑、各有其礼,人们只有效法黄金时代古人的智慧,才能“重返”一个黄金“未来”。在Creemers看来,这种逻辑某种程度上也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回响,只是在共产党掌权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了意识形态的重要道德基础。到了当下,道德与治理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强。两千年来,中国也头一次拥有如此强大的行政能力来控制意识形态并实现这样的治理途经——在帝国的历史中,人们无法想象中央政府的某项决策的影响力可以显著干预到中国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直到1949年,中国的国家影响力才能够干预到普通人。
从1970年代末期至今,马克思主义开始越来越多地被技术-科学要素所补充。中国共产党在几十年来在不断让这样一个概念越来越明晰:社会治理的任务是建立一个科学的方法,用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历史进程的理论模型。Creemers 用自然法则做类比,当人们摸索出一些定律——比如万有引力、燃烧、地球运行轨迹,就可以使用它来影响现实、预测现实。而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的理解和认识是类似的——社会运作自有其规律,它是客观的、可被理解和认识的,一旦它被摸索清楚了,就可以用以控制社会运作的方向。这是一个很好的政治信仰,不过,当它用以治理如此庞大的人口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自1949年开始,中国政府在内部整合问题上一直面临巨大的困境,地方政府所掌握的资料很多时候超出中央政府的掌控,有些地方官员瞒报消息、虚报数字,给中央政府带来了严重的社会治理困境。中央政府因此确信掌握数据越多,治理就会越高效。这在Creemers看来,是中国政府如此热情地拥抱数字技术的驱动力,政府把数字技术视为其最终可以拥有自上而下的计算机化的能力,这些信息能让权力集中起来治理中国社会,而不再需要处理地方官员递上来的那些虚报/瞒报的信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政府的信息化工程(informatization),是想要建立一个欧洲大多数国家在20世纪建立起来的高效的现代公民行政系统。它也帮助政府更好地实现了中央集权。
不过,Creemers 指出,这项工程在很大程度上关乎于社会控制。社会控制,事实上是所有政府都在做的事情。社会信用系统并非铁板一块的一套信用体系。“社会信用”在某种程度上跟“平等”有关,也就是说,社会信用系统最核心的设想是——如果你做了好事,需要被奖励;而你做了坏事,就要被惩罚。
“社会信用”的两个层面,一个是法律,一个是金融。
讨论中国的“社会信用系统”要从1990年代开始,那时候中国正大步迈向市场经济。当人们被允许在市场经济中自由活动时,人们在逐利的驱动下开始弄虚作假,贩卖不合格的、假冒伪劣产品,欠债不还,以及偷税漏税。而国家在处理这些问题上完全没有相应有效的司法和行政能力。这在Creemers看来是社会信用系统建立的第一个前提。
其次,市场经济的动力要求建立一个为消费者所设计的信用系统,他们的信用值可以被评估,消费在今天的中国被视为经济增长重要要素。而这个系统对于小商业生态而言同样重要。中国的银行系统一直以来都是为国家政策、央企和大型发展建设项目服务的,银行系统很少面向个体消费者和小生意。也就是说,在仅仅是几年前,中国的经济仍然主要是现金为基础的经济。现金从来无法追踪交易,比如对于一个贩毒的来说,现代金融系统的缺席简直太美妙了。这些年中国有很多企业在做在线支付服务,它们也需要知道使用者的信用是没问题的,而它们需要在银行系统评估的缺席之下来运作。
这个左膀右臂在今天的社会信用体系中表现为什么样子呢?Creemers 指出,法律强制措施以黑名单的方式出现,事实上有不同级别的很多种黑名单。当有人违反法律或法规,并且不服从审判,额外的强制性惩罚就是黑名单,根据黑名单的不同,他/她的特定行为会在一定时间内受到限制。比如在飞机上行为不端——骚扰/攻击了空乘人员,或者在不恰当的时候打开了紧急出口,就会在一段时间内上相应的黑名单。最大的黑名单是最高人民法院的黑名单,当有人犯下了特定的罪行,并且没能好好履行相应的惩处。上了黑名单的人,最显而易见的是,不能乘坐高铁出行了——他/她仍然可以乘坐公共交通旅行,比如慢速火车。这背后的逻辑是:如果你是一个不被信任的人,你就没有权利享受这个国家发展带来的好处,直到你成为一个可被信赖的人。事实上,在中央的层面,并没有分数指标,没有统一的分数法庭,但是更复杂的是不少地方政府同样开始了“社会信用系统”试点项目,有一些系统的确设置了“分数系统”。
而谈及金融层面,Creemers 指出,为了能建立起“信用记录(credit worthness record)”,中央政府一直在与那些私企合作,它在本质上依托于这个人是否还贷款,这个人在投资上是否有责任感。在这个意义上,Creemers认为 这个系统是一个可被量化的且限定在金融范畴内的。
最后,Creemers 把这个话题带回西方舆论的焦点,这个“社会信用体系”在西方人看来如此可怕的原因——人们不愿意说出来——在于它是中国的。在冷战结束、“历史终结”之时,人们相信这个世界要变得更西化,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然而,始料未及的是技术在持续创造问题,而中国这样一个“非(西方式)民主”国家的发展和强大,否定了一切西方人对于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转型带来的黑暗私有化进程的想象。社会信用系统是“技术”和所谓“非民主”的混合体,在这个意义上它让西方人害怕。
印度的生物信息识别系统
印度的法律咨询师Usha Ramanathan 带来了印度的案例。印度政府正在推行一套叫做Aadhaar(印地语:“基础”)的生物信息识别系统。这套系统旨在把所有个体都独一无二地录入政府的数据库——身份编号配合生物信息。它有三个特点,其一是“独一的”(unique),每个人都以独一无二的生物信息和身份编号而被识别;其二是“普及的”(ubiquitous),所有数据库都会使用这套系统;第三是“普遍的”(universial),所有人都必须拥有这个号码并且被录入系统。印度人是如何回应这个系统的,这里面政府和印度人、印度社会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Ramanathan 提及,2018年印度最高法院对这个系统做出了一项司法裁决。最高法院认为这个系统必须有所限制,不能作为获得贷款和公共服务的先决条件,并且需要保护信息的安全,但最高法院也认为这项计划不会危害人们的隐私权。但是整个系统的情况是它会收集人们的数据并且在不同政府部门之间共享,而这方面的法规监管是不足的。这提醒我们,类似的机会必须要经过足够的公共讨论才能够足够成熟予以推行。对印度很多人来说,国家的解释是不足的。
在印度,政府有权力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征地,控制水资源等自然资源,但是这个过程往往伴随着巨大的利益分配。现在,是国家可以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征收个人信息了。在Aadhaar系统中,人们需要提供三个捆绑在一起的号码,一是UID(独特身份信息)号码,一是电话号码,最后是自己的银行账号。这样一来,政府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每一个民众的各种情况,然后决定要用他们来做什么,普通人这方面的话语权就减少了。市民社会反对这个。但印度政府的野心是更大的,他们还希望进一步拥有一个DNA数据库。这样下去的结果是人民变成了国家的财产,国家拥有你的全部信息,拥有你的一切。
在计划早期很大争议的一点是,人们怀疑印度政府会不会用这个数据库剥夺一些人——假如你没有提供号码,没有录入数据库,你就没办法获得贷款,没办法享受公共服务,甚至有人提到要让不连接数据库的人遭到惩罚,惩罚那些不向国家提供数据的人。但整个系统是否真的在提供公共福利呢?这里面又有很多公司的利益,甚至收集数据的方式是通过“客户信息收集”(E-KYC)的模式来进行的——人民又被当成了有利可图的“客户”。
爱沙尼亚的“数字政府”与“电子公民”
爱沙尼亚近年来总是以技术治国的雄心出现在国际视野中,“数字爱沙尼亚”(e-Estonia)的项目使这个小国赚足了眼球——这个项目完成了国家治理的彻底数字化。它包含政府的所有事务,改变了公民的日常生活,也节省了政府在官僚架构上的开销。几乎所有的公共服务都可以在线上完成。公民不仅可以在线上查询电话账单、进入银行系统,自2005年开始,爱沙尼亚的所有选举都可以在线上投票。此外,政府参与的常规服务,如教育、司法、医疗、银行、税务等都通过数字方式连接到一个平台上,连接全国。
在苏联解体后,爱沙尼亚作为一个只有130万人口的贫穷小国,面临着重建国家的任务。当时的政府开始推动国家的现代化改革,政府做了一个决断,对所有的学校引入计算机——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有前瞻性的决定。而这个计划在1998年实现了对每一所学校提供互联网接入能力。2000年,互联网接入甚至被划入人权范畴。
来自塔林的“数字爱沙尼亚”的专家Katrin Nyman-Metcalf是数字政府爱沙尼亚研究院(Estonia Academy for E-Government)的项目总监,也在爱沙尼亚科技大学教授传播学和法律。她指出,如果爱沙尼亚的数字政府的特殊性,跟其它国家和地区比,用一句话来描述的话,是这个数字系统真正在被使用。是绝大多数人享受绝大多数公共服务的途径。爱沙尼亚是一个只有150万人口的小国,但是去年,这个国家的数字签名使用率是欧盟其他国家使用率的总和。在爱沙尼亚,任何事都可以在线完成,除了结婚和离婚。“我们并不是有一个数字社会,我们爱沙尼亚就是一个数字社会”,Nyman-Metcalf 教授说。
Nyman-Metcalf 教授指出,爱沙尼亚电子政府有两个关键词——或者说是两个可移植的模版,一个是互动性(interactivitiy),一个是协同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互动性体现于公民在其中的参与——不仅仅是浏览或者获取信息。使用它——无论是提交申请或办理事务都需要“电子身份”。Nyman-Metcalf 教授经常作为技术顾问被其它政府请过去咨询电子政府的运转,因为在很多时候,“电子身份”是过于复杂的,比如缴税需要一个身份,社保则是另一个身份,这会阻绝人们对这个系统使用的信息。而在爱沙尼亚,只有一个身份证件,所有的身份,包括电子签名都与它所关联,而它是绝对安全的。而协同操作性以一个叫做“X-Road”的系统体现。它在发明之初,被描绘成“路”,在现在的技术图景中,它更像是“云端”。在这个系统的保障下,人们可以在17分钟内完成公司的注册。尽管爱沙尼亚没有一个巨型的数据库,但是数据库之间,能够很好地交互。加入了这个数据库系统,就都是公共数据库了。
Nyman-Metcalf 教授强调,爱沙尼亚比起其他政府,并没有更多地采集公民数据的操作。有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你不能向一个人索取同一个数据两次,同一个数据也不会两次出现在公共系统中。公共数据库中的既存数据是人们可以获取和使用的数据——公共机构获取数据通常不需要数据拥有者的同意,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不过,在爱沙尼亚,如果官方需要获取数据,他们只能在他们的工作地点,获取到数据库中既存的数据。而作为个人,注册成为X-Road的成员,可以获取公共数据。不过,更重要的是,想要在系统中获取数据,必须首先用身份证认证自身。在爱沙尼亚没有“警察计算机系统”或“政府部门计算机系统”从特殊的地点来获取特殊数据。系统会验证数据索取者的身份,并根据身份决定他/她可获取的数据权限。这同样意味着,公民可以清除地意识到——谁在什么时间获取和使用我的数据。因为每一次对数据的访问都会留下印记,这种透明性有效地防止了政府滥用权力。如果有所怀疑,公民有权利质询数据出于什么原因被使用,而有关部门有义务回答。除此之外,这样的设计也让这个系统保障了它的公民本位。
除了“数字政府”外,爱沙尼亚最引人瞩目的先驱性实践是电子公民系统(electronic residency system)。在2014年,一个想法开始在爱沙尼亚政府内部出现,为什么一个所有事物都可以数字化的现代世界,人们身在何处依然重要?对于爱沙尼亚这样一个缺乏吸引力的小国,如何吸引人们前来投资?也许数字可以解决肉身性限制,外国人可以在任何地方成为爱沙尼亚的公民。非居民可以申请由该国颁发的一个智能ID卡,与爱沙尼亚的居民享有同等的各种电子服务——尽管这并不意味着获得爱沙尼亚的居民权。这个实践也被视为爱沙尼亚成为“无国界的国家”的一步。
最后,回到在不同的国家治理下,公民对自由体认的主题,Nyman-Metcalf 提及她在采访一些爱沙尼亚艺术家时,听到他们在说,“这个数字政府系统让人真正觉得政府在为我们工作,而不是人们总要去官僚机构配合他们的工作”。
结语
来自几十个国家的不同种族和肤色的知识分子、活动家、艺术家,共同参与了这场为期三天的文化盛宴。主办方小心地确保每一场演讲和讨论在种族和性别层面的政治正确。然而,关于人类共同的危机,在全球不均衡的体系下,不同国家的知识工作者是否有真正的共识?非洲知识分子对于西方知识分子视作当务之急的人工智能话题甚为冷感——也许最先承受自动化危机之痛苦的是非洲和拉美的工人,但是AI在这些社会并非重要的问题意识,真正迫在眉睫的是气候危机。同样地,西方学者不断痛陈俄罗斯如何干预美国民主,则被拉美知识工作者嗤之以鼻——美国不是总在干预拉美的民主?数据采集与社会控制在不同体制的政权中是否具有同样的功能性?“现实政治需要通过年轻人的激进化来改变,还是在法律建制内慢慢变革”,在后殖民国家的语境下与西方国家更不可同日而语。“我们”是谁?有没有关于人类共同危机的共同讨论基础?谁在场谁又不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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